2019. 05. 15

土地發展（撰文：林冠良）   　　多謝理事會各同事的信任，推選我成為今屆的宣傳及教育委員會（宣教委）主任。要在以往的成績上更加進步，的確是一項很大的挑戰。上屆三年的工作繁重，除了恆常的會訊和雙月刊外，還舉辦了多項會務推廣活動。去年適逢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再加上社會上發生不少具爭議的輿論議題，作為文專總會的宣傳及教育部門，上屆的同事都能肩負起與會員的溝通、爭取社會對文專總會理念和工作的認同的任務，為香港安定繁榮無私地貢獻時間和身、心、體力。我定當以上屆義工同事和職員的努力作榜樣，並希望在以往的基礎上創新、創價地為會員服務。   安居樂業　眾之所願 　　安居樂業是其中一項反映穩定繁榮的條件。說到安居，市民關心的一個社會問題是樓價高、置業難。正如今期主題土地發展為例，文章有言情說感的內容，也有理性分析的意見，都代表安居問題切身。然而，不論自住還是投資，成為業主可能是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很多草根市民但求有片瓦棲身，成功獲派公屋改善家人生活更是畢生願望。 　　雖然政府擁有土地分配權力，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上有一定優勢，但是仍受城市規劃和民意政治的限制。然而，真正的限制可能是人們既定的思維框框。例如提高土地供應，為何不可觸及「神聖」的郊野公園？要市民安居，為何不可降低申請公共房屋的入息要求，令月入四、五萬元的家庭也可申請？居屋售價為何要與市場價格掛鈎？為何核心商業區不可設在天水圍或新界東北，把每日長途跋涉地跨區上班的交通時間變成與家人團聚時光？這些提議似乎是異想天開、絕無可能達到。是無可能還是很困難呢？   土地問題　研探解決 　　試比較中國大陸有13 多億人，土地面積 960 萬平方公里， 中國政府的「兩個一百」的目標也很困難，但都逐步邁向成功。而香港只有 7 百多萬人口和小小的1100 多平方公里，為了整體社會和下一代的福祉，為何不值得有遠見和敢承擔的議員和政治持份者深入探討，去解決困難？ （原文刊於《文專薈》145期「宣之言」）

2019. 04. 26

從非法佔領看民主正道（撰文：林冠良）   　　在4月24日一眾違法佔領者被定罪判刑，由16個監禁月至200小時社會服務令，儘管各方對刑期有不同意見，但都帶出了犯罪者要依法處罰的法治原則。可笑的是這班犯罪者當日打着爭取民主的旗幟卻以傷害民生作手段，面對懲罰又推卸是被政治檢控，這正正是民主的反面教材，令人反思甚麼是民主，爭取民主是為了甚麼。 　　佔領中環行動當初由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等人舉着「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口號以政治哲學理論中的「公民抗命」的手段去佔領香港金融心臟區中環的交通要道，目的是爭取符合他們理想的選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方法。2014年9月26日學界的集會變成衝擊政府總部，聚集大批學生和各種的抗議人士，到了2014年9月28日凌晨，戴耀廷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之後演變成佔領金鐘、旺角和銅鑼灣等要道， 堵塞交通，阻礙市民日常生活和商店正常運作，期間不少泛民政黨不甘後人也出來煽動更多人去各區霸佔，但是被當區居民群眾怒罵驅趕後鳥獸散。由於事件變質令支持者和實際參與人數急劇下降，直至11月警方據法庭禁制令清場為止，擾亂了香港79日。   顏色革命是偽旗行動 　　最初的抗議， 大致上都是一班有理想的青年人希望推動香港的民主改革而參加，但是到了多次衝擊警察防線和政府總部後，行動變得激烈，更被美化為「雨傘革命」，目的變了質，手段也愈來愈暴力，政客積極煽動、外國勢力在推波助瀾，變成另一場的「偽旗行動」，正如中東的 「茉莉花革命」和東歐的 「顏色革命」 一樣，成為外國打擊中國崛起的棋子，參加者就不只是學生，當中混入了政黨、無業人士和分離主義者。 　　這段期間，市民每天看着一些流氓般的行為，例如架起路障令救護車和緊急車輛要兜路、攔截並要檢查送入政府總部的飯盒、喝阻路過的婆婆進入「封鎖」範圍，恐嚇想經過障礙物的上班人士和路人、拆毀路標公共設施、偷電、偷用雜物做路障；也有一些啼笑皆非的行為，例如在城市心臟搭露營帳幕男女互擁、馬路中央吃火鍋、打乒乓球、唱歌、打啤牌打麻雀等等，何其自由但不平等，有途人想進入「佔領區」會被盤問、恐嚇和制止，然而到了後期這些佔領區只有寥寥十數人輪流看守雜物。 　　政客就是以動聽的口號、不切實際的理想來欺騙群眾，「我要真普選」成為麻醉群眾的咒語，令眾人忽略世界上的普選有不同的形式和方法，而不是只有泛民主派所提倡的一種。更正確的是連泛民主派中也有不同的方案，意見還未統一。這簡單一句「真普選」就是要大家不去思考複雜的、不同的選舉方法的利弊，單純的追求一個空泛模糊的理念。   不符合公民抗命原則 　　另外，佔中以「公民抗命」作為爭取政改的手段也是偷換概念，把違法行為浪漫化。「公民抗命」是美國哲學家羅爾斯的「正義論」中，市民向政府一些不正義的政策抗議的終極手段，為符合道德原則，這理論對採取這抗爭手段有嚴格要求，包括所反對的政策必須是不公義、行動要有廣大群眾的共識、非暴力、所訴求的公義是社會原則而非個人的原則、是要有預期和接受因為作出的行為而被逮捕及懲處，目的是要以成千上萬的市民犯罪、自首、不抗辯、最後被罰去彰顯政府的不義。 　　這裏佔中搞手不告訴大家的是，香港政府的政改方案並不是不公義而是不同意，即是一些政黨不同意這方案。其實泛民主派倡議的選舉方法也沒有廣大社會共識，只是個別黨派所提出的方案，當中不但沒有社會共識，連在泛民主派中也存在不同的意見，這不符合「公民抗命」正義和道德的條件要求。衝擊警察防線和政府總部也明顯違反非暴力的要求。還有「公民抗命」很重要的道德正義的條件，就是所有參與犯罪的人要麼不反抗的被捕要麼自首，並且欣然接受懲罰，而不是像今天那些被告般，企圖選擇性接受甚至用各種理由逃避懲罰、推卸責任。 　　擾攘79日，造成經濟損失、時間損失難以估計，一些青年因暴力衝擊留下犯罪紀錄，一些被極端政見影響，走向更偏激的港獨分離主義絕路。這種種都是只見壞處，更不用說對社會民生、民主一點貢獻也沒有。以這樣激進的手法爭取民主，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況且在西方民主國家，選舉方法也不盡相同，民主的體現更不限於選舉，如果沒有改善民生，民主有何價值？ 　　說到改善民生，看看3月在北京舉行的兩會會議（即是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常被泛民主派批評為一黨專政、沒有民主的中國，在國家管治和政務上有自己的做法，學習但不模仿西方制度，成績更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公佈。 　　香港主流傳媒很少向公眾報道的是，國內有不同層次、階段和渠道的諮詢，舉行兩會之前，國家主席習近平6次親臨到小組會議，細心聽取意見和發言。為了凝聚民意和民智，政府收集了33萬條網上平台的意見，另外包括部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意見，一些具代表性的建言被參考採納，反映政府願意聽取人民的聲音，這同樣是體現民主的方式。   用協商體現民主 　　這種協商民主在學術界已引起關注和討論一段時間，研究顯示比起西方的政黨輪流執政，在政策的執行上更連貫和更有效率。讀者有興趣的話可在網上搜尋有關的研究和討論。就算不看學術研究，且看中國高鐵和各種基建工程的成就，令多少西方學者和市民羨慕。再看美國奧巴馬總統任期中惠及低收入者的醫改和環保政策到了特朗普任總統時就一一被推翻，政策未能實踐就改朝換代，如同欺騙市民。被泛民主派視為神聖萬能的全民公投，在英國就活演了它的不足和缺點，政黨為了不想負上脫歐後果的責任，假借全民公投把這複雜的決定推給選民，結果有目共睹，幾多選民投了的後悔，沒有投的也後悔，贊成或反對的突然發現後果嚴重後悔已來不及，政客就說這是選民的決定，後果責任由全國人民來承擔。 　　側重選舉的民主，就算選了個有半數選民支持的政黨，也即是同時不獲另一半選民支持，最終政黨或政府是為選民服務還是為市民服務？選舉不是民主的目的，不能改善民生、不能給人民安穩富足的生活，不論叫甚麼制度都不得民心，給人民選舉權是循環不息的用另一個希望代替一個實現不到的希望的手段而已。   民主正道是民生 　　中國在建國初期可以說是一窮二白，加上天災和偏激的政治運動，人民生活困苦，但改革40年後，不但一些大城市的生活水平已追上甚至超越了西方的發達國家，去年總體上在眾多的經濟民生項目卻做出亮麗的成績，比很多歐美國家出色。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386萬，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6%，總量突破90萬億元，城鎮新增就業1,361萬人、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左右的較低水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5%、17種抗癌藥大幅降價並納入國家醫保目錄、加快推進文化惠民工程…… 等等。還有很多數字不在這裏詳細描述。民眾生活改善，國家富強是實實在在的，而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中的第一個，即是全面小康就將會在明年到期，按目前發展進度，要達到應該沒有懸念。 　　民主都是中國追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但是民主有不同的方法和制度，對於政客的利益而言，選舉可能是民主的唯一標準，可是對於平民百姓體現民主的是最平常不過也是最直接的有安穩富足的生活。對於13億人的社會，內部要平衡各階層、各民族的利益和發展矛盾，外部要抗衡不懷好意的勢力，要做到今天的成就，試問有那個國家或政府可以相比。加上中國政府的兩個一百年的承諾是向全世界公佈，成績也是每年向世界公開，試問世上又有那個國家做得到？ 　　在非法佔領告一段落後，大家對政客的嘴臉都有一定程度認識，在追求民主時要認清民主的初心。追求民主一定要把現在的推倒重來，要破壞美滿、富足、和諧的生活嗎？民主最終的目標是選舉嗎？這些選舉式民主是為了甚麼人、是對整體社會有甚麼益處？政客說有「真普選」就會有美好生活，大家又會信嗎？沒有安定、美滿、富足、和諧的生活，要「真普選」來做甚麼？

2019. 04. 17

荔枝窩、吉澳、鴨洲生態自然遊記（撰文：吳鑽好） 　　自然生態一天遊，對於城市裏的我們，能返璞歸真的心態是複雜的。當天的天氣雨點紛紛略帶寒意。荔枝窩、吉澳、鴨洲這些都是香港人口小而面積也小的島嶼。這些旅遊景點並不是香港人的熱愛地方。它們遠遠不及長洲、平洲、大嶼山和大澳來得熱捧的。 　　荔枝窩是行程的首站，航綫經過的海峽水面平静如鏡，倒映着一個又一個的山脈。而這段路程都是昔日偷渡客常走過的路綫。荔枝窩因昔日盛產「荔枝」而得名，必然想到這裏很多的特產該是「荔枝」造的，可是現在這兒已經給生態植物取代了。荔枝窩碼頭岸邊紅岩石露出水面，紅樹林垂釣，古老銀葉樹的根莖彎彎曲曲纏繞着地面、海岸和湖面而生長，這種自然生態荔枝窩隨處可見，村民稱它們為魚藤。荔枝窩村內有兩棵空心樹，樹木參天，樹中間有一空洞，從洞中可仰望天空。荔枝窩村是一條古村，原居民約六百多戶，大多數是客家人。零零落落的幾間石屋許多已是人去留空。從村的西門走向東門，大約半個小時，途中可見古村內頹垣敗瓦滿目瘡痍的石屋景象，讓人感嘆昔日的繁盛不再復見。 　　吉澳是旅程的第二站，是最接近中國大陸的離島，位置較偏僻，人口稀少，現在的居民都是長者。吉澳比荔枝窩多些人氣，除有一兩間飯店外，路邊兩旁還有售賣海味、客家茶粿、砵仔糕的攤檔。步行不足幾里，同樣有一排排斷裂的石屋被風雨侵蝕，甚至也有被樹木吞蝕外牆。頹垣敗瓦的情況較荔枝窩更嚴重。人去留空的石屋那麼多，不禁令人想到平日吉澳大街上，會是怎樣的景象。 　　鴨洲是旅程的第三站，是三個島嶼中面積最小，現時只有3人居住。鴨洲因島形像一隻鴨子伏在海上而得名。導遊說鴨洲是一個基督教氣息濃厚的島嶼，島上有一所教堂，還有一間故事館，故事館前身是漁民子弟學校。有流傳說，當時，一位傳教士身兼老師及村長，他為了鴨洲居住問題，於是籌募經費興建了四座兩層的紅磚石屋給居民入住，後期他退休，就輾轉以三千多元賣給原居民。而現在的居民都移民外國。途經這四座紅磚屋前發現屋內空無一人，令人感到無限婉惜。鴨洲是擁有最多褐色沉積岩（角磯岩）的島嶼。沿路觀賞奇特的岩石地貌，發現鴨洲海灘「白雪」紛紛散落在岩石上。看似白雪的一層是經過海水的沖擦洗滌遺留在岩石面上的貝殼及玻璃碎片。褐色與白色形成強烈對比的顏色。一種自然生態構成了一幅美麗景象。

2019. 03. 15

引渡逃犯　彰顯公義（撰文：林冠良） 　　殺人犯因法律漏洞未能被引渡去其他司法區受審、盜賊利用香港法律不足作為容身天堂，這些情景不單止是對強調法治優勢的香港是一大諷刺，也令到受害人不能沉冤得雪、公義不得伸展。這不是法律課的假設問題，而正正在港人身邊發生，好好的一件正確正義，合情合理的事，落在一些政客手裏卻變成仇中恐共的藉口，還有一些嘴巴掛着和平法治，但身體卻暴力衝擊諮詢會議的都是不想逃犯受法律制裁，都是為了拉倒最近的《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和《逃犯條例》建議修訂。 　　這兩條法例的修訂被政客炒作成侵犯人權、恐嚇市民的議題，因為大多數市民沒興趣詳細看諮詢文件，而內容也有些難懂的法律技術名詞，但是原則卻很簡明直接，就是為了彰顯公義、堵塞法律漏洞和保障香港市民生命財產安全，讓香港可與未有達成逃犯引渡協議的司法區交收逃犯、嫌疑犯。政客就重施西九一地兩檢的恐嚇故技，以不盡不實資訊和誤導手法去愚弄市民，說成一旦立法修訂，會遭濫用，令港人被不當引渡到內地審訊。 　　但是反對者卻有意或無意忽略重要訊息，就是引渡個案並不會包括國籍、種族、宗教相關罪行，還有要合乎「雙重犯罪原則」，即是在香港和當地所涉行為都是犯法才能被引渡。最後會由香港法庭把關，並因應個別案件的內容、具體事實和情況作裁決是否批准引渡涉事疑犯到該地區，除此之外香港還有上訴和覆核機制。 　　觸發修例的是年前的香港少女在台灣被殺，疑犯男友潛逃回港，因港台兩地沒有引渡協議所以不用遣返台灣受審，死者的家人眼白白的看着疑犯逍遙法外。上月也有港人在台灣偷走兩隻名種貓，台灣店主來港報警也是因罪行不是在港發生而不得要領。雖然未經審判，但這兩件案件表面證據確鑿，文明社會對疑犯、對受害人及他們的家人的公義就是把疑犯送上法院受公平審訊 　　如果害怕法例被濫用，且看過去幾年的聲稱難民的人在港提出的呈請，超過九成都不合乎難民資格，但是仍可在港自由生活數年，每年還花港人十多億元。另外著名的賴昌星案涉及走私、逃稅、行賄總值人民幣800億元，逃亡到加拿大，利用司法制度拖延了十年才能遣返內地受審。這些例子說明要移交難民、嫌疑犯、 通緝犯都不是簡單程序。通過修訂相關條例，是要防止香港成為一些未有協定或在現行法規未能涵蓋的司法地區的逃犯以香港作避難所，使香港成為罪犯天堂。 　　據內地前公安部副部長陳智敏所說，內地有300名重犯資料已交予香港但因香港法律的漏洞而未能處理。除了內地的不法之徒，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每天有成千上萬不同國家地區的人抵港，當中若有洗黑錢、恐怖活動集資、殺人搶劫或其他犯罪活動的嫌疑犯、通緝犯利用這法律漏洞把香港變成罪犯天堂，日日和市民共同生活，真的是總有個罪犯在你附近，這情況是市民要怕還是罪犯要怕這逃犯條例？

2019. 02. 12

第二國歌與啟蒙歌（撰文：林冠良） 　　節日期間，大家可能在不同的慶典活動或電視節目中聽過一首節奏明快熱鬧又洋溢歡愉氣氛的樂章，歌詞充滿感激盼望，歌頌人民在經歷苦難後得到解放和祝願國家繁榮富強，這就是有第二國歌之稱的 《歌唱祖國》。 　　這首歌的創作背景是在1950年的國慶節前，作者王莘由北京返回天津途中，看見一隊少年吹着小號，打着鼓為迎接國慶節遊行而在排練。王莘怦然感動，憧憬處處五星紅旗飄揚而譜寫出來。歌詞「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我們戰勝了多少苦難， 才得到今天的解放」顯示了中華民族不畏困難、堅毅不屈的精神。 　　《歌唱祖國》一出版就傳遍神州大地，現在民眾仍然在唱，也是各種重大活動的禮儀曲、開幕曲或結束曲。回想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也節錄了這歌的首段於開幕式中由小朋友獻唱，歌詞中「我們愛和平，我們愛家鄉，我們團結友愛堅強如鋼」描繪中國人的特質，而「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唱出了中華民族的願望，也感動了幾代的民眾。 　　另一首被視為愛國啟蒙歌的是1956年以韓戰為背景的電影《上甘嶺》的主題曲《我的祖國》。有別於一些氣勢磅礡、慷慨激昂的「紅歌」，《我的祖國》曲調委婉溫柔，載着豐富的鄉土情懷，歌詞中「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它的有獵槍」展現中國人友善好客但不怕侵略者的民族精神，成為流行的愛國歌的經典。 　　這首歌的故事並不停在50年代，2011年美國總統在白宮宴請國家主席胡錦濤時，著名鋼琴家郎朗演奏了這曲，卻觸及一些庸人自擾的反華人士痛處，說是諷刺美國在韓戰的失敗。2016年，台灣作家兼前文化部長龍應台在香港大學發表題爲「一首歌，一個時代」的演講，問聽眾的「啟蒙歌曲是甚麼？」時，有回答是《我的祖國》，龍應台卻問「真的？《我的祖國》怎麼唱？」甚有挑機味道，但場上聽眾一位一位的悠然清唱起來，場面鼓舞，令龍教授顯得尷尬。 　　故事未完，後來她寫了一篇 《大河就是大河》文章解嘲，提到「身為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在一千個師生面前不避諱地說自己的啟蒙歌曲是一首『紅歌』，需要勇氣。」、「不管在本地政治正確不正確，讓我們聽聽這首歌吧。」等等，但又招來國內學者的批評，這裏不重複他們的筆戰，讀者有興趣的話可在網上搜尋。其實在中國地方唱愛國歌為甚麼要避諱？在人類自由指數排名第3的香港（美國排第17）唱首愛國歌為甚麼要考慮政治正不正確？表達愛國感情不是古今中外的音樂、詩詞和藝術和文學的題材嗎？ 　　話雖如此，大家也不需要太嚴肅的把歌曲作為歷史或國民教育教材來學習或作為藝術作品來研究。興之所至，隨意的哼幾句簡簡單單的抒發一下或者聽聽當中故事也感益智。畢竟這些花邊故事轉眼過去，而《我的祖國》和《歌唱祖國》所記載着的民族的記憶、蘊藏着的歷史文化精神，和像詩般的歌詞會繼續流傳後世。